“明星學霸”的學術不端引發的熱潮已經褪去。然而，對于學術和高等教育的討論、反思和探索不應該停止。比如，一流科學家、一流大學、一流科學究竟應該是怎樣的，國外的學界與學者又是何種面貌？

首先，筆者沒有在美國一流大學做教授的經歷，也不是世界一流的學者（雖然筆者自認為是一名十分專注和十分活躍的學者）。1987年在美國華盛頓大學勉強地拿到了第二個碩士學位（“勉強”指的是：碩士畢業時筆者仍然不能完全聽懂教授的課堂講授）。1991年10月，在美國堪薩斯大學博士論文答辯后，筆者去了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機構拉蒙特—多爾蒂地球觀測站（以下簡稱LDEO）做博士后。筆者在自己的一本中文著作的前言里是這樣記錄那段經歷的——完成了博士論文后（1991年），我很容易地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后獎學金。我是興致勃勃地走進了LDEO的，但從那里出來時，我卻是灰頭土臉的。我寫的四個基金申請無一獲準，兩年博士后結束時也沒有找到工作。無奈之下，哥倫比亞大學“半價地”延續了我的博士后身份半年，實際上是給了我找工作的時間緩沖。

不過筆者想補充的是，雖然在哥倫比亞大學“一事無成”，但在那兒近三年的奮斗過程和日常見聞讓筆者理解了，做科學研究既需要一絲不茍的嚴謹態度，也需要“宗教狂般”的追求精神。

在哥倫比亞大學LDEO的親身經歷給了筆者深思和總結的機會：原來一流科學是如此產生的，原來一流大學是如此運行的，原來一流學者是如此成長的。筆者“被說服”的另外一個理由是，LDEO是20世紀“三大地學突破”中兩大突破（即板塊構造理論和米蘭克維奇氣候理論）的發祥地。這里，筆者想談一談這些“如此”，期望能對“中國學風建設”有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為贏得可能發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主動權，美國開始進行全球范圍的海洋測量。在科學家的推動下，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啟動了與美國軍方的合作，科學家借助軍方海洋測量艦艇,掌握了第一手的海底地貌資料，并獲取了大量的深海鉆孔。哥倫比亞大學LDEO的科學家主導了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與軍方合作的科學研究部分。

經過近20年的海底地貌資料收集，全球海底地貌圖于1968年夏天完成。該地貌圖第一次以“無可辯駁”的方式表達：阿爾弗雷德·魏格納（Alfred Lothar Wegener）于1912年提出的板塊假說可以被上升為板塊理論了。筆者想補充的是，這一理論不僅穩穩地鋪墊了我們的“世界觀”（即我們看到的世界面貌是由板塊活動形成的），而且為礦產地質（如礦脈的形成）和災害地質（如地震的發生）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與軍方的合作也獲取了大量的深海鉆孔，為此LDEO建立了“深海鉆孔收藏庫”。經過了近30年的深海鉆孔收集和分析，至1976年，LDEO的科學家詹姆斯·海斯等發表了一篇“驚世”的文章。這篇文章首次次以“無可辯駁”的方式說明，上世紀40年代由前南斯拉夫的一位名叫米蘭科維奇的數學家兼天文學家提出來的假說可以被上升為理論了。具體地講，該理論認為：過去200萬年（甚至更早）氣候變化的主導因子是地球公轉軌道的偏心率（約１0萬年周期）、地球自轉軸的傾斜角（約4.1萬年周期）、近日點的躍動（約2.3萬年周期）。

米蘭科維奇理論是我們理解全人類共同關心的“全球氣候變化”的基線。甚至可以說，米蘭科維奇理論從時間上重新塑造了我們的世界觀。該理論不僅進一步挑戰了許多西方人相信的“創世論”，也排除了筆者的上一代學人所迷信的“第四紀四次冰期”之粗糙理論。

筆者曾經談到過美國廣播公司（ABC）1999年底一則長篇報道。這篇報道在總結了眾多成就了“美國世紀”（American Century：20世紀）的原因之后，最后歸納出了三個最重要的原因：一是公平和有力的市場競爭機制，二是美國在經濟大蕭條之后完成的城市化過程，三是高等教育與科學研究的不分離。

美國的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的不分離是用以下兩種方式維持的。第一，競爭型研究經費基本上都到了大學，如美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基金的幾乎全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和美國國家航天局（NASA）的大部分項目都是通過競爭的方式進入大學校園的。這樣就保障了大學教師學術水平的一流性和大學研究設備的一流性（這里指的是研究型大學）。

第二，美國的碩士和博士培養不僅僅靠的是一篇論文，至少2/3的學分是靠“只有大學才能提供的”系統教育得到的。進而，美國大學的“教授主導實驗室”的模式、“教授必須上課”的模式，以及研究生（也包括本科生）有機會“通過選課去汲取不同教授學術優勢”的模式等都讓最新的研究過程與最新的教育過程緊密結合了。引用美國廣播公司1999年長篇報道的話：美國有世界上最成功的研究生培養制度，美國研究生培養制度的成功在于它造就了眾多最適應社會需求的人才（即訓練寬泛，因而適應能力強），美國研究生培養制度的成功也在于它造就了最多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等等。

上述的“高等教育與科學研究的不分離”制度至少使得美國的近130所“國家大學”（National Universities，它只是一種分類，而不意味著它們是國立大學）受益。其受益面也延伸到了仍然強調科學研究的排名130名之后和300名之前的大學，即三流大學。

不過在筆者看來，不僅美國的三流大學沒有過人之處，除了它們間接地支持了二流大學的成長外，而且美國的二流大學（25~130名）也沒有太多過人之處。除了它們的科學軟環境和研究生培養制度仍然比我們好許多之外，這些二流大學的研究實力和國際顯示度與中國的“985工程”大學之間的差距正在被有效地縮小。在筆者看來，如果我們不刻意地和大力地去改善自己的科學軟環境和不提防地引進美國的研究生培養制度，我們很難建成真正地一流大學。

但是，筆者在哥倫比亞大學LDEO的不充分經歷讓筆者有了這樣的感覺——在中國出現一流大學和一流學者的條件還很不理想。以下是筆者在LDEO所經歷的一些例子。希望能夠為中國學術環境的改善提供一些啟發。

首先，學者對學術活動的狂熱。

上世紀90年代初，LDEO包括哥倫比亞大學的地球科學系、海洋與氣候預報研究室、海洋生物研究室、深海鉆和氣候變化研究室、地震與地質研究室。科研人員中包括28名地球科學系的教授，大約80名不同級別的研究人員，近300名研究生，近50名輔助人員。每周每個研究室至少有一場學術報告會（Seminar），每個研究室每個月至少有一場小型學術會議，大多情況下有20~40名美國和歐洲同行參加，專門討論某一科學問題，要么熱點問題，要么疑難問題。

整個LDEO每個學期至少有兩場中型的國際學術會議，一般有100名左右參與者，會議的議題相對寬泛一些。研究人員和研究生都會“發瘋”地去趕場他們感興趣的Seminar和學術會議。他們“發瘋”的理由是：參加Seminar和學術會議是最有效的獲取最新知識和激發科研靈感的方式。他們還認為，聆聽別人的Seminar或報告是“最便宜”的“偷別人”并為自己收獲“好處”（即使自己學術長進）的方法。在此筆者要強調，他們都是“發瘋”者，不分男女老少，不分他們在學界的資歷。

其次，研究單位構建了濃郁的學術氛圍。如果國際上有人在《自然》或《科學》上發表了他們認為很有影響的和與他們的研究方向相關的文章，文章的作者通常會在文章發表后不久被邀去LDEO作學術交流。

而且，這些作者不是以“被膜拜者”的身份做學術交流的，作者得時刻準備好應付那些“狂妄”的Lamonter對其進行學術挑戰（尊重的，但也是明目張膽的挑戰）。

1992年，筆者在LDEO參加過一個只有20多人參加的小型學術會議。會議的目標很清楚——邀請那些對“北大西洋冰伐事件”感興趣的學者來大鳴大放，毫無顧忌地發表對當時才發現的“北大西洋冰伐事件”的意見。

一連幾天，他們“吵”得不可開交，一直到會議的最后，才總算形成了一個證實他們認為“有價值的幾個假說”的研究方案。上述的每個月至少召開一次的小型學術會議就是為了解決類似的熱點問題或疑難問題而設的。

整個LDEO校園，幾乎除了學術就是學術。除了研究人員加班加點的工作習慣外，筆者在食堂里看到的是，為了某個學術問題而約好一起去食堂吃飯的2~3名研究人員邊吃飯邊聊科學。如果余言未盡，他們會移師到校園里遍布的“室外咖啡桌”上去繼續聊科學。如果一位從別處來的科學家來LDEO訪問，感興趣的Lamonter會主動約來訪者一起喝咖啡，以便“挖人家大腦”。而且他們還自我調侃地說：“挖人家大腦”是“最便宜”的“偷別人”并為自己收獲“好處”，即使自己學術長進的方法。

當然，在那樣的文化環境中，“被挖大腦者”也是很樂意的，因為他們自己不僅被科學地尊重了，而且與此同時，他們也在“挖著對方的大腦”。

第三，學術氛圍塑造了有“領袖風范”的學術領袖。美國科學院院士華萊士·布勞科是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科學系教授和LDEO的科學家。他一生在《自然》和《科學》上發表了幾十篇文章（包括co-author的），出版過10本專著，他被推崇為“全球變化研究的大師”。這里，筆者以他為例，解剖美國的科學領袖是如何成長的。

華萊士·布勞科有以下幾個值得一提的特點。第一個特點是狂妄。布勞科于1995年出版了一本叫作《華萊士的冰期世界》的書，華萊士是他的名。當時，我們幾個中國人就在議論，這家伙太張狂了。

此外，每次在別人的婚禮上（Lamont內部的），華萊士都扮演牧師，而且他總是利用如此的機會辛辣地諷刺“上帝”。還有，布勞科和他LDEO的同行們也絕不放過諷刺他們不喜歡的政治家的機會。例如，小布什總統是他們天天掛在嘴邊的諷刺對象。

第二個特點是刻苦。出生于1931年的華萊士，在28歲拿到博士學位后，從未間斷地、專注地從事了他熱愛的《華萊士的冰期世界》研究幾十年。從1959年算起，已經有50多年了。加班加點的科研人員中有他（至少3年前他仍然是那樣的）；瘋瘋癲癲地去趕聽大大小小的學術報告會的人群中有他。他的來訪者永遠逃不過被他“挖大腦”。在國際學術會議上，他也總會出現在從一個會議廳向另一會議廳急忙“流竄”地去聽自己感興趣的報告的人群中。

第三個特點是職業精神。華萊士的學生可以公開地開玩笑：“華萊士，昨夜你與你的女朋友在一起嗎？”要知道，那時他已經有63歲，并且早已是美國科學院院士，在美國的地學界也算是“一霸”了。

但是，他又把自己的職業太當回事了。一位博士生在資格考試中犯了一個不大的錯，他氣得指著學生的鼻子訓斥：你在學術上是無指望的。而以為已經50歲的MIT教授受邀在LDEO作完報告后，華萊士不滿地說：您一個海洋化學家來我們這里講您自己并不特長的海洋模擬，您白白地浪費了我們的一個小時。

總之，“他把自己的職業太當回事了”的例子實在是太多太多了。華萊士·布勞科只是我看到的敬業和守職業操守的眾多美國學者中的一個而已。

華萊士·布勞科他們就是一幫敬業的、自我感覺良好的、把自己的職業很當回事的學者，不多，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