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擬現實技術與系統全國重點實驗室是全國首批重組的20個標桿實驗室之一。（實驗室官網 / 圖）

　　成立30周年之際，位于武漢的作物遺傳改良全國重點實驗室再次舉行開放日活動，時間從2023年3月25日持續到28日。

　　這個實驗室成立于1992年，依托華中農業大學建設，研究對象是水稻、油菜、玉米、棉花、小麥、大豆等主要農作物。不過，實驗室成立時的名字和現在不同，當時全稱是作物遺傳改良國家重點實驗室。

　　2022年5月，實驗室更名，名稱中的“國家”改成了“全國”。這一改，拉開了國家重點實驗室重組（簡稱“國重”）的序幕。

　　針對部分“國重”存在定位不夠清晰等問題，科技部、財政部、國家發改委在2017年聯合印發《國家科技創新基地優化整合方案》，提出重新統籌布局國家重點實驗室。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指出要“重組國家重點實驗室體系”。

　　包括作物遺傳改良全國重點實驗室在內，首批20家標桿實驗室在2022年5月正式完成重組，名稱中的“國家重點”全部改成了“全國重點”。隨后，重組、新建工作加速。

　　《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2年末，正在運行的“國重”有533個。科技部部長王志剛曾公開表示，會采用試點先行、分批推進的方式啟動全國重點實驗室重組。而根據數據機構“高績”不完全統計，截至2023年6月29日，至少有150個“國重”完成重組、改名，超過了總數的四分之一。

　　自1984年啟動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以來，一場最大的變革正在發生。

　　頻繁出現的12個字

　　按照王志剛接受媒體采訪時的說法，強化國家重點實驗室等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關鍵要看干不干國家戰略層面的事情，有沒有招之能戰、戰之能勝的能力，有沒有解決戰略性的科學技術問題。”

　　各實驗室召開的重組論證會上，科技部的要求被總結為12個字并頻繁出現：“非建不可、非我莫屬、未來可期”。

　　依托蘭州大學建設的草地農業生態系統國家重點實驗室，2021年啟動重組工作。對照上述12個字，在重組過程中，實驗室自身定位成了被討論最多的話題。

　　最終，實驗室的定位被確定為：面向食物安全、生態安全和鄉村振興國家重大戰略需求，聚焦草種創新與新品種培育的“卡脖子”技術，解決飼草核心種質對外依存度高以及退化草地修復等問題。

　　重組后，實驗室名稱也由“草地農業生態系統國家重點實驗室”改為“草種創新與草地農業生態系統全國重點實驗室”。

　　定位的問題解決了，但重組又卡在了實驗室的目標上。

　　實驗室主任賀金生回憶，他們向主管部門匯報了幾個方案，上面都不滿意，答復是“目標不可考核”，直到提出“雙十計劃”才獲通過。“雙十計劃”指：在未來10年培育出10個牧草新品種，10個生態修復用草新品種。

　　“這下就像進球還是沒進球那樣，一看就知道目標有沒有實現。”賀金生說，他們的實驗室最終也入列首批標桿實驗室。

　　首批20家標桿實驗室還包括科技部副部長吳朝暉擔任主任的腦機智能全國重點實驗室、教育部原副部長趙沁平擔任首席科學家的虛擬現實技術與系統全國重點實驗室等。

　　在原有的中國國家重點實驗室體系中，主要包括學科國家重點實驗室、省部共建國家重點實驗室和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3類。

　　1984年，原國家計委組織實施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計劃，主要在教育部、中科院等部門所屬的大學和研究所中，依托原有基礎建設學科國家重點實驗室，影響力較大的有中國光學、光譜學開拓者之一高兆蘭于1984年倡建的超快速激光光譜學國家重點實驗室。

　　為提高地方實驗室的創新能力，加強和指導地方科技工作，科技部在2002年著手建設省部共建國家重點實驗室培育基地。2003年按“省部共建，以省為主”的原則，批準建設首批培育基地。部分培育基地在建設發展過程中，被正式批準為省部共建國家重點實驗室。

　　到了2006年，為支持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引導企業增加研究開發投入，科技部確定了36個優先支持的方向，又組織建設了一批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

　　科技部高技術研究發展中心原主任劉敏曾向媒體表示，截至2018年，學科、省部共建和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分別有253個、32個、175個。

　　相比重組工作啟動的2022年，2023年重組進度明顯加快。

　　公開資料顯示，2023年以來，已有中山大學、浙江大學、西南大學等多所高校宣布獲批或成功重組全國重點實驗室。截至3月22日，有超過70個全國重點實驗室獲批或重組完成，到了5月26日，增至121家。兩天后，又新增14家。

　　“重立項，輕管理，荒運行”

　　近40年的建設進程中，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成果可圈可點。

　　科技部高技術研究發展中心國家重點實驗室管理處處長閆金定，曾在《科技導報》撰文介紹，截至2019年底，國家重點實驗室有中國科學院院士393人，中國工程院院士271人，分別占兩院院士總數的47.8%和29.7%。

　　文章指出，2016年到2019年，國家重點實驗室參與完成國家自然科學獎108項、國家技術發明獎134項、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308項，分別占獲獎總數的67.1%、69.4%和57.4%，其中包括全部5項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和全部5項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特等獎。

　　光環之下，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問題也開始出現。

　　“‘重立項、輕管理、荒運行’現象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科研基地管理負責人童浪曾發表文章稱。他舉例說，部分實驗室存在“一套人馬、多塊牌子、吹哨集合”現象，平時沒有獨立辦公場所和科研設施，人員難以全部集中，評估時臨時湊齊。一些實驗室主任兼職，投入精力有限。

　　一些運行不理想的實驗室遭到了“黃牌”警告。在“國重”重組前，依托山東大學建設的微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和晶體材料國家重點實驗室，分別在2017年、2019年被科技部責令整改。

　　比“黃牌”警告更嚴厲的是摘牌。

　　有“當代畢昇”之稱的王選，1989年創立了文字信息處理國家重點實驗室。王選退出科研一線后，2002年，實驗室評估結果為“情況待定”，此后被掛起。

　　一位科技政策學者向南方周末解釋，“實際上需要摘牌了，只不過考慮影響，當時沒有摘牌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國家重點實驗室2014年度報告》通訊錄中已沒有該實驗室。

　　后被摘牌的國家重點實驗室非此一例。2014年到2018年，理論化學計算國家重點實驗室、醫學遺傳學國家重點實驗室、軟件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均未通過科技部評估，沒再列入國家重點實驗室序列，這3個實驗室分別依托吉林大學、中南大學、武漢大學建設。

　　關于摘牌原因，在科技政策學者、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福濤看來，有老一輩科學家退出管理后，人才培養出現問題，沒有形成跟得上的學術梯隊因素。

　　部分實驗室不僅運行有問題，目標還有問題，難以聚焦國家重大需求。

　　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李俠認為，一些國家重點實驗室正脫離知識生產主戰場，越界到科技界知識生產的腰部地帶以降維收割的方式哄搶科技資源，“做大活做不了，做小活又體現不出它的重點性，是對國家設立重點實驗室目標的偏離。”

　　7年之后，步入實質性階段

　　一次針對實驗室運行體制的改革勢在必行。此外，在科技革命和國際競爭的新形勢下，實驗室的領域布局也亟待改革。王福濤發現，科技革命的趨勢以生命科學和信息科學為主導，但中國信息學科研發力量相對薄弱，國家重點實驗室布局相對較少。

　　重組“國重”的信號早已釋放。2014年，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化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的通知》，提出對國家重點實驗室等國家級科技力量進行合理歸并，進一步優化布局。

　　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重組國家重點實驗室體系后，前期調研、醞釀工作陸續展開。

　　依托中科院建設的“國重”最多。該院官網顯示，中科院作為主管部門以及與其他部門共同主管共建的國家重點實驗室有82個，約占學科類總數的三分之一。2020年3月18日，中國科學院原院長白春禮會見科技部原副部長黃衛，溝通重組國家重點實驗室體系工作。

　　這被科學界視為重組“國重”的具體信號，賀金生就是在這時留意到了一種端倪。

　　2021年，科技部編制完成重組方案，重組工作進入了“快車道”，賀金生所在的實驗室重組準備工作正式啟動。

　　“我們自己不滿意，想知道國家的想法是什么。”賀金生說，團隊報了多個版本的重組方案，直到科技部印發《全國重點實驗室建設標準(試行)》和后面凝練的《全國重點實驗室建設“五問”》，輪廓才逐漸清晰。

　　“五問”用5個問句來審視全國重點實驗室，如在本實驗室的戰略定位中，總體上需要解決的重大科技問題有哪些？在這些重大科技問題中，本實驗室重點解決其中什么關鍵科技問題？本實驗室不可替代的能力是什么？

　　在王福濤看來，2014年已釋放重組信號，2021年才步入實質性階段，跟2017年之后科技“卡脖子”問題逐漸浮現有關，中央提出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之前重組還沒那么大的迫切需求”。

　　“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重組方案下達后，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和企業迅速行動，已是“國重”建設單位的不想被淘汰，還沒有實驗室的單位則希望搭上這趟列車，實現“國重”建設零的突破。

　　“只許成功，不許失敗”。2022年1月，燕山大學召開亞穩材料國家重點實驗室優化整合工作匯報推進會，校長趙丁選表示，“國重”優化整合工作是目前學校面臨的頭等大事，一定要舉全校之力、竭盡所有，不遺余力地支持重點實驗室的優化整合和建設發展。

　　2019年3月，晶體材料國家重點實驗室被責令整改后，面臨整改和重組疊加的雙重任務。時任山東大學校長樊麗明稱“形勢嚴峻”。兩年后，實驗室通過整改。

　　王福濤說，依托單位完成重組的迫切性，與“國重”在行業內影響巨大有關，畢竟能體現單位在相關領域的科研能力，“分配經費、項目等資源時，也會向‘國重’主動傾斜”。

　　方齊是中部某全國重點實驗室管理人員，實驗室在2023年3月完成重組。“好不容易有個國家級的科研平臺”，他介紹，實驗室原先是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接到科技部下發的重組預通知后，省政府、省科技廳、省國資委和企業都想把實驗室保下來。做重組方案花了兩年多時間，最終與另一家企業和高校合作共建。

　　從方齊所在實驗室的重組過程不難看出，各級政府對重組的積極性很高。

　　王福濤表示，從“國家重點實驗室”到“全國重點實驗室”，名稱的變化實際是在下通牒，“能完成重組就調整為全國重點實驗室，調整不了的就要被砍掉了”。

　　賀金生也證實有這種說法，他援引科技部某負責人的表述：在3年重組過程中，經費撥付不變，但在2024年以后未進入全國重點實驗室序列的將不再撥付經費。

　　通過此次重組，一些此前沒有“國重”的單位終于上車。

　　2023年5月27日，抗病毒性傳染病創新藥物全國重點實驗室第一屆學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河南師范大學召開。據《河南日報》報道，該實驗室是由河南師范大學牽頭，聯合鄭州大學、河南大學共同作為依托單位申報新建的全國重點實驗室。河南師范大學此前并無國家重點實驗室。

　　但也有機構在爭建“國重”的關鍵時刻，因為重組按下暫停鍵。

　　2020年3月，安徽省新認定組建8家安徽省實驗室和安徽省技術創新中心，依托安徽醫科大學組建的炎癥免疫性疾病安徽省實驗室名列其中。同年7月，安徽省科技廳召開座談會，要求這些單位，在新一輪國家重點實驗室重組中“爭先進位，當好示范”。

　　兩個月后，安徽醫科大學邁出關鍵一步：科技部與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部工作會商提出“要支持安徽依托安徽醫科大學建設省部共建炎癥免疫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2021年7月15日，實驗室的建設通過了科技部與安徽省科技廳組織的專家論證。

　　也正是2021年，“國重”重組進入實質性階段。安徽醫科大學的國家重點實驗室創建，至今還處于“扎實推進”狀態。

　　“要做單項冠軍”

　　“國重”重組后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不需要做全優生，但要做單項冠軍，必須有獨門絕技，給國家分憂解愁。”賀金生認為，“國家需要什么，我們就干什么，現在的首要目標是解決‘卡脖子’的技術問題。”

　　這事實上又涉及重組之后科技部如何考核評估實驗室。按照科技部2014年印發的《國家重點實驗室評估規則》和《國家重點實驗室評估指標體系》，每5年對國家重點實驗室評估一次，研究水平與貢獻、隊伍建設與人才培養、開放交流與運行管理，分別占50%、30%和20%的權重。

　　位于東北的某國家重點實驗室管理人員李翰回憶，此次申報全國重點實驗室時，需要在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3個實驗室類型中做出選擇。盡管目前科技部還未下發考核方案，但他分析今后或許將對不同類型的實驗室采取不同的考核辦法。

　　賀金生認為，即使按上述三種類型分類考核，同樣是應用基礎研究類型的農業和工業實驗室，也有較大差別。他已到同類實驗室調研，但得到的消息是，對分類考核還沒有相對成熟的意見，“包括評價標準在內的體制，仍在逐步完善”。

　　此次重組，科技部還提出強化實體化建設，健全主任負責制。

　　依托蘭州大學建設的原草地農業生態系統國家重點實驗室，是在草地農業科技學院、生命科學學院、生態學院3個學院的基礎上建設的。此前實驗室承擔國家項目時，有不少教師還要負責學院教學任務，人員引進時要考慮教學任務的安排。這讓賀金生覺得管理沒有抓手，“實驗室說了不算”。

　　目前，蘭州大學正在推進建設新的體制機制。實驗室共有150名固定人員，學校承諾提供30個獨立的人員編制，專職科研人員將不再承擔教學任務。

　　此前國家重點實驗室“一套人馬、多塊牌子、吹哨集合”的問題，也有望解決。

　　2023年4月，重慶大學輸變電裝備技術全國重點實驗室發布新一屆固定人員及創新團隊預選聘通知：根據相關規定，原則上全國（國家）重點實驗室的人員和教育部部級科研平臺、重慶市市級科研平臺人員不重復。

　　另一“國重”主任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為解決人員重復聘用的問題，這次重組時，還上報了實驗室人員的身份證信息。在他看來，這尤其能避免院士在其他實驗室兼職，同時也解決了兼職的科研人員，知識產權歸屬不清楚的問題。

　　該學者有團隊成員在四川大學某實驗室工作，但現在“要么辭掉他們那邊，要么辭掉我們這邊，只能選一個”。

　　新的變化，也會帶來新的問題。李翰所在的國家重點實驗在2023年上半年獲批重組，依托單位由一家企業，變為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3家單位。

　　但多家依托單位且不在一個辦公地點，有的甚至不在同一個城市，實驗室如何建設管理？李翰說，目前實驗室成員仍在各自單位獨立辦公，“還在摸索運行機制”。

　　根據《全國重點實驗室建設標準(試行)》，要求依托單位、主管部門和所在地政府給予實驗室必要支持。方齊介紹，市里和省里都說要在人員編制、經費投入、資源配置、科研場地、儀器設備上向實驗室提供支持，這段時間所在地科技部門、發改委、工信部門，甚至人大政協都去實驗室調研，“有時候接待還要排隊”。

　　但怎么支持，支持多少，方齊說，“現在還沒有文件，也沒有人說（得明白）。”